专访Steven Holl Architects | Roberto Bannura：中国城市将创造属于自己的都市主义

Roberto Bannura来到中国已经15年了，作为斯蒂文·霍尔建筑师事务所亚洲区项目总负责人，他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切身观察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变化。一方面，他与Steven Holl共事多年，致力于将其设计理念更好地落地；另一方面，他需要更加了解中国，了解项目背后的每一位利益相关者，并与客户进行细致沟通。

在2023年厦门城市设计周上，他被邀请作为演讲嘉宾出席了全球建筑大师论坛，以《公共空间的创造和社会参与》为题进行了演讲。演讲中，他提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从增量开发到存量更新的转变，提到如何强化建筑之于城市的公共性、加强其中的社会参与。在论坛开始前，我们与他在厦门进行了一次对谈。我们好奇他15年来对中国城市的理解是否发生了某些变化，从他的视角重新回顾了这些年来中国建筑创作、城市开发的演变。而他也通过设计项目和从业经历，表达了他对建筑与城市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当下建筑师角色的思考。

Roberto Bannura（罗伯特·班努拉）

斯蒂文·霍尔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

亚洲区项目总负责人

UC=《城市中国》杂志

RB=Roberto Bannura

UC

2007年你来到中国，后来成为了Steven Holl Architects的合伙人，如今已经有15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怎样的决定？刚来到这里时，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RB

在中国经历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经验。“挑战”一词可能带有一些负面意味，对于十五年前的我而言，我认为可以称之为一个“觉醒”的时刻。我在这里看到了大量有趣的项目，它们有更大的城市环境、愿景和野心。我来自智利，在美国时也做了一些有趣且规模不小的项目，但无法与我们当时在中国所做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相比。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无论在脑力还是在专业层面上，都能时刻引发我兴趣的“挑战”。

北京当代MOMA(Linked Hybrid)完成于2009年，是斯蒂文·霍尔建筑师事务所在中国的标志性作品（摄影/SHU He）

我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我不仅关注它的历史发展，更好奇它如何在当代全球秩序中演变，这也是我搬来中国的原因。尤其在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能在这里从事这些项目是个难能可贵的经历。当然，我必须迅速对项目的规模、复杂性、设计和施工的速度作出调整。在美国纽约，项目的周期会受到各类规范的控制，项目如何分期、如何设计、如何预算、如何建造，一切都是规范的。而在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是重叠的。这很好，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要花十五到二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在这里只需要五年就能完成，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我来到中国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成都来福士——“切开的通透体块”（Sliced Porosity Block）。这是我们当时做过的、也是我个人参与过的最大的项目。随后，事务所在中国的实践进一步成熟，有了更多不同的类型，像是后来的文化类项目，以及有更多公共空间植入、社会融合的项目。这样的丰富性是我无法在世界上其他城市环境中看到的。对我个人与整个团队来说，这里持续不断地涌现着好的创作机会。

成都来福士项目——“切开的通透体块”（摄影/SHU He）

UC

这15年来，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走过了不同的阶段，空间层面也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你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对你们的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RB

我确实亲眼目睹了中国建筑景观在这段时间里的变化。

在我刚来中国的前五年，我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开发项目和非常有智慧的客户，他们其中有些人完全领先于潮流，借由建筑师的作品开发出崭新的城市空间类型。我们事务所在这一阶段也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作品，我们将“混合使用”的概念进行不断演化。“综合体”的含义不再是是简单地将办公空间放置在商业体块之上，它真正做到了文化、生活、公共空间、绿色植被的彼此交融，它成为与城市的连接，成为“泡沫块”……所有的这些类型创新，都是我们与当时的客户共同完成的。

我认为那是当代中国建筑领域最多产的时期，很多优秀的建筑都在这一时期诞生。在当今全球范围内关于当代建筑和城市主义的讨论中，人们会指着中国说：哇，那里正在发生这样一些事情……随后，这些创新的元素会被借鉴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当然，这里的一切都是持续变化的，城市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样一个多产的时期结束之后，人们开始创造更多有着文化嵌入的项目。我们也做了很多文化类总体规划，从中我们认识到，也许项目的规模可以更小，可以做得更精细、更细粒化，更多地将景观和建筑结合起来。目前这个时期还在继续，我们一直在在这个思路范围内做更多不同的项目。

斯蒂文·霍尔建筑师事务所近年完成的新作——上海中粮南桥半岛文体中心与医疗服务站——相比其之前的项目而言规模较小，但更加强调与城市绿色开放空间的融合（摄影/Aogvision 奥观建筑视觉)

斯蒂文·霍尔建筑师事务所新作：北京旭辉国际商办大楼（摄影/Aogvision 奥观建筑视觉）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的是，如何让建筑空间与其周边的规划形成互相渗透的关系。我们的许多项目都与公共空间、社会参与的嵌入有关，希望去激发建筑与城市的互动。因此，我们要去考虑的空间使用者并不仅限于那些从大门进来的人，而是要包含所有抵达这个场所的市民。在我们几乎所有的项目中，尤其是在中国的项目，公共空间和景观开放空间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我们在中国接手的项目规模和目标来说，我认为我们有大量的机会去继续实践这种设计理念。我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项目能够模糊建筑和城市之间的边界，创造更好的公共空间。

我与Steven Holl在一起工作超过了15年，如果持续跟踪我们的项目，你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单一的标志性风格，也不会过多地重复某种建筑语言。我们的思想是随着时间发展的，其中也包含了对公共空间的探索。我认为这种边界线的模糊是Steven Holl的设计原则之一，我们也不断在实践中将其进行演化和发展。

全球大师论坛上，Roberto Bannura从成都的城市扩张步伐说起，谈到城市从向外增长（outer growth)到内部增长(inner growth)的转变

我也非常认同城市更新的重要意义。我曾与一位央美的朋友聊过，我认为现在没有什么比做城市更新更可持续的了。城市已经有了完整的基础设施，我们可以在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建筑上做设计，而非在城市扩张中不断蚕食土地。与此同时，我们依旧有很多机会可以重新来设计城市，比如通过增加密度或注入新的公共空间来振兴建成环境，并更多地去关注行人和市民在公共空间的体验。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去创造一个更大的城市，而是通过整合现有的城市，去更新一个街区或者一栋建筑。我认为这是一种当代建筑类型，并且对于城市建设而言是非常好的方法，也是一种更加可持续和环保的发展方式。

UC

除了拥有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学位之外，你还获得了城市经济学的学位。你曾经说过，城市经济学的学位对于你在中国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可否谈谈它是如何在你的实践中起到帮助的？

RB

做建筑或者做城市规划，我们经常容易忘记的是在任何项目中都有许多利益相关者，有许多力量在推动牵扯。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我们要为之努力的目标是把大家都聚拢到一起，找出共同的诉求、去理解每个利益相关者在项目中的力量，以及如何以最有效、最积极的方式去引导这些角色。

相比单一的建筑学视角，城市经济学让我能够更深远地去理解土地开发模式。我不仅能够从宏观控制层面理解规划中的种种制约因素，也能从经济角度理解项目是如何组合起来的，理解客户对他们自己的组织或对他们的次级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义务。城市经济学帮助我理解这其中的利益关系，以及每一个角色的压力点。

成都来福士项目——“切开的通透体块”（摄影/Iwan Baan）

在我刚开始领导成都来福士项目的时候，这种视角对我而言有很大的帮助，也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高效。我不仅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管理项目，更会去思考我与客户的关系、我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我当时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推进项目等等。

这也是我始终在努力传达给我们团队的视角。我们都是优秀的建筑师，我们都热爱设计。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但这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并不是唯一要考虑的事。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是团队中的一员，而每个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UC

你如何看待建筑在城市中的作用？你认为建筑设计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吗?

RB

我个人的观点是，建筑师是去定义一个项目的核心本质的人。任何项目中都包含大量的利益相关者，但我认为如果将其进行概括，可以提炼出一个“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客户”的三角结构。这三方的共同愿景塑造了项目的核心，再逐渐渗透到项目的其他组成部分中去。

在厦门，Roberto Bannura接受了《城市中国》的专访。现场，他比划着“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客户”的三角结构。

我也认为，建筑是具有激活社会的能力的。在我们的实践中，有些项目已经被证明能够取得较强的社会参与性。当然，这不是建筑师或一家公司单独能够完成的，而是基于我刚才提到的三角结构。与有远见的客户和城市规划师共同合作，我相信建筑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解答。对此，我非常乐观。

以正在建设中的碳云智能深圳总部为例。深圳是一个独特的城市，我们的项目是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中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块。城市规划中对这一片区的绿色景观有非常强有力的愿景。整个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是东西走向的，在中间，有一条南北方向的中央绿色轴线，并渗透到周边所有不同的地块上，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在这样一个有着很大的发展压力的城市，绿色公共空间并没有被放弃。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效果图，碳云智能深圳总部的基地紧贴中央绿轴（图片来源/深圳发布）

碳云智能深圳总部施工航拍（摄影/Aogvision 奥观建筑视觉）

而我们的场地就在这条绿色轴线的旁边，我们所做的是在场地的各种严格限制下，将绿化从地面沿着斜坡向上升起，并将它作为一种设计语言，形成四座绿色桥梁来连接塔楼。如果你有一个很小的场地，你仍然可以在深圳做一个三维的公共绿色空间。这就是答案的一部分。

碳云智能深圳总部效果图（图片来源/斯蒂文霍尔建筑师事务所 Steven Holl Architects）

UC

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学科相比是一个相对新的专业领域。您如何看待城市设计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刚步入存量时期的中国来说，有什么值得借鉴的？

RB

从我的研究和我在世界各地的经历中，我能够看到不同的城市是如何基于一个又一个当时领先的理论而演变的。但我不认为其中某个城市在各方面都能够完全适用于中国。如果你的问题是有什么参考案例值得在这里讨论，老实说，我认为没有。我不认为中国需要向外看。

中国定义了自身的类型和参照。此前也有很多地方会开发混合用途的项目，但中国想要的依旧是不同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是不同的，没有什么能够完全采取“拿来主义”，我们应当尝试在这里做。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在城市规划设计方面做得比其他地方更成功的案例，但这将是我对事物非常主观的理解，且它们都不适用于中国。我仍然相信，中国开创着自己的先例，并不需要向外寻求任何东西。这里有很多机会能够让设计师去进一步提升建筑与公共空间、与社会的互动。我认为这或许会是一种伟大的城市化模式，也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都市主义。

采访/张晶轩[UCRC] 

编辑/张晶轩+原禾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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